所以在现代民主宪政出现之前，对公权力没有根本的约束之前，传统的社会货币的发行权都不掌握在政府手里。

现在全球危机是全球失衡，消费和投资不成比例，美国人借钱中国人不花钱，其实中国内部的失衡也很严重。但是实际问题，我们对外部的情况和内部的情况，判断和拿捏是不是正确和准确？如果判断不是很准确，甚至有很大的片面性，那么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加入WTO后，改革开放继续上台阶，从引进资金、管理上升到成套引进规则，人家拉着你走。危机爆发之后有两句话现在成为了共识。为什么零利率都不借钱呢？零利率在物价还在下降时，零利率也是正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4月发表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美国经济到2010年年中可望开始复苏。到了1985年，整个改革的中心转移到城市，首先是国企改革，也是经济的，给企业以利润留成，奖金、承包费都发上来了，第二步实行厂长负责制，而文革期间是党委书记负责制。

欧洲欧盟成立的时候，有一条财经纪律，要求各国的国债不能超过本国GDP的60%.中国现在是30%不到。我觉得这场危机结束了美国这种狂喜、迷失的状态，美国在这场危机的冲击下，做了比较深刻的反思。我姑妄读之，姑妄论之，读者就姑妄考虑吧。

昙花一现的上升可以因为某些琐事而回复跌势，而楼价再下跌则头痛万分。这是因为在格林斯潘时期，他们以低息甚至免首期的方法来鼓励市民购买房子，不是学香港那样由政府廉价提供居屋，而是以「次贷」从事，促成楼价大升，种下了今天的毒资产。这就带来我最后要谈的Kenneth E. Scott与John B. Taylor的一篇文章（大约七月二十发表）。有点套套逻辑（tautology）的味道，因为理所当然，逻辑上有「定义」性，但验证起来倒要讲点真功夫。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不利含意。然而，事发后我们可以追溯事前的局限转变作解释，可以调查验证。

我没有机会读到《经济学人》对宏观经济学及经济学整体的批评，但认为卢卡斯不应该为传统的宏观辩护，也不应该为这些日子大家读到的好些经济言论辩护。在这样的情况下，搞起通胀是我可以想到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不是可以推测而让经济学者大发其达的那种，而是如果我们能事前详尽而清楚地知道美国金融制度的结构及其运作，我们可以在事前推断那些局限条件的转变会导致怎么样的效果。（另一方面，纵观天下大势，目前的中国还是宁要通胀，不要通缩。

不少美国市民购进房子后，见到升了值，算进自己的退休大计。这里要说的，是美国的曾经被认为是伟大的金融制度不容易修改挽救，基本上不应该保留。让我继续评论萧老弟传来的美国几位大师对金融危机之见吧。我认为难关未过，也认为再出现大灾难的机会虽然不高，但仍然存在。

这制度不可能出自市场的自由演进，也不可能出自政府的悉心策划，而是二者混合的惊世败笔。前者是史坦福的法律教授，后者是史坦福的经济教授。

我同意格林斯潘的看法，美国的经济复苏要靠房产市场的复苏。我曾提出的微观方案——例如撤销最低工资——政治上不可行。

以香港及国内而言，这样的跌幅司空见惯，没有什么大不了这制度不可能出自市场的自由演进，也不可能出自政府的悉心策划，而是二者混合的惊世败笔。传统的主流是凯恩斯学派的，那环绕着「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的政府花钱会使国民收入以乘数上升之说。然而，宏观经济今天有两个主流，他可能误中副车。在这样的情况下，搞起通胀是我可以想到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其三，可能最重要，是在目前美国的经济不景下，我们看不到那里的经济实力可以支持楼价的大幅回升。

我姑妄读之，姑妄论之，读者就姑妄考虑吧。他说目前美国有超过三百万间楼房「断供」超过九十天，比一年前上升了近一倍，而今年五、六月间的楼房出售，有三分之一是被迫放弃或被拍卖的。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不利含意。他们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毒资产那么难清理？》。

纵观上述，余下来的办法就是先搞起通胀。前者是史坦福的法律教授，后者是史坦福的经济教授。

我同意格林斯潘的看法，美国的经济复苏要靠房产市场的复苏。Feldstein指出，奥巴马内阁推出的协助政策，目前只协助着大约二十万户，与需要协助的三百万户相去甚远。他不是很乐观，但认为劣境已受到控制，难关已过也。我认为美国今天面对的困难是不可以先搞起经济然后让经济推动楼价。

转谈卢卡斯（Robert Lucas）八月八日的文章，是为回击七月十八日《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对宏观经济学的大肆批评而写的。后患当然有，善后不易，但博得过。

这传统有一个卖点：街上的人往往认为他们明白。昙花一现的上升可以因为某些琐事而回复跌势，而楼价再下跌则头痛万分。

问题是，这次起自美国的金融危机，那里的市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金融制度是怎么一回事。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央行应该一言不说，静静地收回一部分钞票就是了。

卢兄是古往今来最杰出的宏观经济学者。我察觉到，虽然美国的大师们提供的资料一般可靠，但不一定对，而有时他们彼此之间用上的资料有出入。我曾提出的微观方案——例如撤销最低工资——政治上不可行。然而，事发后我们可以追溯事前的局限转变作解释，可以调查验证。

不知格老怎样想，我认为搞起楼价会替毒资产减「毒」，此关一过，经济复苏可以预期。我敢说，任何金融制度，需要一个法律学者与一个经济学者联手才能大略解通的，皆不可取。

既然没有其它选择，非博不可。不少美国市民购进房子后，见到升了值，算进自己的退休大计。

这解释也算是推断，因为同样的制度，在同样局限的转变下，历史必会重演。最具关键性的讯息，市场的参与者不知道，「效率假说」无从引进这讯息，于是定义性地对，但以之作投资指引则非失灵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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